歡迎來到中國甘肅演藝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集團快訊
您當前位置: 首頁 > 集團快訊 > 最新動態
甘于奉獻、矢志不渝:敦煌研究院文物保護利用先進群體事跡
作者: 來源: 更新于:2020-04-10 閱讀:0

2019年9月29日,樊錦詩獲頒國家榮譽稱號獎章

2020年1月17日,煌研究院文物保護利用群體被授予“時代楷?!狈Q號


一代又一代敦煌莫高窟“面壁人”,登上了新時代中國最令人景仰的領獎臺。2020年1月17日,在中央廣播電視總臺“時代楷?!卑l布廳,中共中央宣傳部授予敦煌研究院文物保護利用群體“時代楷?!狈Q號,號召全國廣大干部群眾特別是文物系統干部職工向他們學習。


2019年8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敦煌研究院考察時發表重要講話,對敦煌文化保護研究工作表示肯定。敦煌研究院文物保護利用群體是以常書鴻、段文杰、樊錦詩等為代表的幾代莫高窟守護人。70多年來,他們扎根大漠,不計個人得失,舍小家顧大家,以強烈的使命擔當、無私的奉獻精神,精心保護和修復莫高石窟珍貴文物,潛心研究和弘揚敦煌文化藝術,努力探索推進文化旅游合理開發,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巨大成就,受到黨和政府以及社會各界的高度評價和贊譽。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同志被授予“文物保護杰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改革先鋒”“最美奮斗者”稱號。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的大漠戈壁深處,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多文化交融互通之地,“絲綢之路”經過這里,將世界上最古老的四大文明古國——中國、古印度、古埃及和古巴比倫連接起來,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在這條古道之上傳播,而敦煌莫高窟正是絲綢之路文明交流與融合的歷史見證。為了讓莫高窟這顆絲綢之路上最璀璨的明珠重放光彩,75年來,以常書鴻、段文杰、樊錦詩為代表的幾代莫高窟人匯聚敦煌、扎根大漠、薪火相傳,從1944年成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結束了近500年無人管理的狀況,到1950年改組為敦煌文物研究所,再到1984年擴建為敦煌研究院至今,幾代莫高窟人憑借著以智慧和汗水積淀形成的堅守大漠、甘于奉獻、勇于擔當、開拓進取的“莫高精神”,擇一事終一生,代代傳承,開創基業,在人類文化遺產保護、研究和弘揚事業中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敦煌研究院先后被評為“全國文化先進集體”“全國文物安全保衛先進集體”“中國世界遺產保護管理先進單位”“敦煌文物保護研究特殊貢獻獎”“全省文物工作先進集體”“全省先進基層黨組織”“全省引進國外智力工作先進集體”“甘肅省人民政府質量獎”“亞洲質量創新獎”“第三屆中國質量獎”“2019‘工行杯’感動甘肅·隴人驕子”等,文物保護利用等科研項目多次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和甘肅省科技進步獎,敦煌莫高窟也多次被中宣部命名為“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同時,也涌現出了一大批諸如“敦煌守護神”常書鴻、“敦煌藝術導師”段文杰、“敦煌的女兒”樊錦詩、“四個一批”人才王旭東、“大國工匠”李云鶴、“第四屆甘肅省中青年德藝雙馨文藝工作者”吳健、甘肅省“三八紅旗手”李萍等一大批默默耕耘的“莫高兒女”。樊錦詩更是被授予“改革先鋒”“最美奮斗者”榮譽稱號和“文物保護杰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

甘肅省敦煌市東南25公里處,鳴沙山東麓、大泉河西岸的斷崖上,莫高窟像一顆璀璨明珠佇立了1650多年。經過公元4至14世紀一千多年的營建,在這里留下了數不勝數的文化瑰寶。之后因明朝嘉靖年間封閉嘉峪關,敦煌百姓東遷關內,莫高窟近500年間處于無人管理、任人破壞偷盜的境況,神圣的佛教藝術殿堂變成了破敗不堪、滿目瘡痍、病害頻生的廢墟。直到1900年,藏經洞被王圓箓發現,讓沉寂了近500年的莫高窟重新回到了人們的視野,但同時也致使藏經洞文物慘遭外國列強劫掠,造成了中國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1935年秋的一天,留學法國的常書鴻在巴黎塞納河畔一個舊書攤上,偶然看到伯希和編輯的一部名為《敦煌圖錄》的畫冊,方知在祖國內陸大漠深處有個地方叫敦煌,第一次知道在敦煌莫高窟還保存著如此精美絕倫的古代壁畫和雕塑,他為祖國的落后閉塞和國人的愚昧而羞愧,內心受到了極大震撼。1936年,他放棄了優越的生活條件和工作環境,毅然回到祖國。1944年,在于右任、向達、徐悲鴻、張大千、高一涵、梁思成等一批有識之士的大力倡導和社會各界的聲援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正式成立,由常書鴻擔任首任所長,這標志著莫高窟收歸國有,由此結束了敦煌莫高窟近500年無人管理、任憑損毀、破壞和偷盜的歷史。隨后,段文杰、郭世清、孫儒僩、黃文馥、歐陽琳、李承仙、史葦湘……一批又一批后來成為杰出敦煌學者的年輕畫家們追隨而來。

常書鴻,被譽為“敦煌守護神”。他和他帶領的有志青年,從大城市來到風沙呼嘯、荒涼寂寞、交通不便、生活艱苦的西北邊陲敦煌,面對破敗不堪的石窟,面對風沙彌漫的茫茫戈壁,面對沒有辦公用房、沒有宿舍、沒有電、沒有自來水、經費拮據、職工缺少、辦公設備匱乏等極其艱苦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他們把莫高窟九層樓前的破廟當作辦公室,將馬廄改造成宿舍,睡土炕、用土凳子、土桌子、土沙發,在極其惡劣的自然條件下,大家用著油燈,喝著大泉河的苦澀咸水,面粉自己磨,伙食自己管,購買生活用品或是看病求醫還要步行橫穿五十里沙漠戈壁去敦煌縣城。當時,莫高窟一層洞窟基本是被流沙掩埋的,他們幾乎用雙手清除了數百年堆積在300多個洞窟內的積沙,修建了長1000余米的圍墻;當時,夏秋季節里渠水多是渾濁的,從水渠里打到的幾乎是泥漿水,只能提回家里讓泥漿慢慢沉淀后再用,而且在漫長的冬季冰凍期間,只能在河灘上鑿冰塊,背回家放在火爐邊讓其慢慢融化;當時,在洞窟內臨摹壁畫非常困難,因為洞窟坐西朝東,上午窟內光線還有一點,下午基本就沒了光線,只能一只手提煤油燈,一只手臨摹壁畫;當時,臨摹壁畫所用顏料幾乎很難買到,只能自己尋找有顏色的礦物質研磨制作……但他們沒有退縮,也沒有放棄,齊心協力,艱苦奮斗,克服和戰勝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艱難困苦,一起種樹、一起鑿冰、一起勞動、一起修墻、一起清沙、一起臨摹,竭盡全力開展窟內及窟前積沙的清理、洞窟測繪照相、洞窟編號、內容調查、壁畫彩塑的臨摹復制及補修等一系列力所能及的保護工作,開創了敦煌文物的保護、研究事業,為以后敦煌文物事業的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莫高窟處于茫茫沙漠中,幾乎處于與世隔絕的狀態,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艱苦的日常生活和簡陋的工作條件依然長期存在。但是他們不計名利得失,依然堅守在莫高窟臨摹壁畫、保護修復、考古發掘、研究文獻的崗位,都心無旁騖、樂在其中,即使“文革”時期,雖業務停頓,但全體職工對保護敦煌藝術寶藏的認識和態度完全一致,使敦煌石窟文物未受到絲毫破壞。從1957年的“反右”運動再到后來的“文化大革命”,老一輩莫高窟人的心智再次受到了更加嚴酷的考驗,段文杰當了“豬倌”;史葦湘做了“羊倌”;歐陽琳、李貞伯、萬庚育在研究所里放羊、喂豬;畢可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被遣送到酒泉夾邊溝農場接受勞動改造;賀世哲成了“反革命”,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送回老家;孫儒僴、李其瓊被再一次戴上了“帽子”遣送回四川老家修建水電站。然而,他們憑著寬闊的胸懷和無私奉獻的精神,始終沒有倒下去,“文革”以后,國家平反給他們落實政策,竟然沒有一個人要求離開敦煌,最后都回到了莫高窟,繼續堅守大漠,他們就像是一群“打不走的莫高窟人”,被莫高窟像磁鐵一樣吸引著。

肩負保護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使命,一代代莫高窟守護者在敦煌一留就是一輩子。從第一任院長常書鴻、第二任院長段文杰、第三任院長樊錦詩、第四任院長王旭東,到現在第五任院長趙聲良,75年發展歷程5任院長,在國內任何機構實屬罕見。在他們的帶領下,幾代莫高窟人始終圍繞“保護、研究、弘揚”的工作方針,在邊遠荒寂、風沙彌漫的大漠戈壁中,以執著的信念和滿腔的赤誠,傳承和弘揚“莫高精神”,使敦煌研究院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新中國成立前的18人,到20世紀60年代的40多人,再到如今的上千人;從當初的初、高中學歷為主發展到現在高級專業技術職稱達到93人、中級專業技術職稱129人、博士學位研究人員33人、碩士學位研究人員102人,本科以上學歷人數占全院在編職工總數的83.2%,專業技術人員占比達79%,他們代代傳承、接續奮斗,有力推動了人類文化遺產“保護、研究、弘揚”事業持續不斷向前發展。更讓人驚訝的是,在這些職工中竟有100多對夫妻,還有200多名工作超過30年以上的專家學者和管理服務人員,在他們身上,體現了對初心使命的矢志不渝,體現了“擇一事、終一生”的堅定信念。

在與莫高窟九層樓相望的山上,有一片敦煌研究院的公墓區,這里安葬著常書鴻、段文杰及其他20多位敦煌文物事業的先輩。他們生前守護莫高窟,逝后長眠地下,也永遠地堅守在大漠,守護著莫高窟。如今,年逾80歲的樊錦詩、李云鶴等第三代莫高窟人仍然都堅守著工作崗位,還在為第二卷敦煌石窟考古報告和壁畫修復而盡心竭力。

75年間,胸有丘壑、各有專長的一代代莫高窟人,生活在大漠深處,甘之如飴。無論是常書鴻、段文杰、孫儒僩、黃文馥、歐陽琳、李承仙、史葦湘,還是樊錦詩、李云鶴,還是現在年輕一代的莫高窟人,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對敦煌文化藝術的熱愛勝于一切,憑著對敦煌的熱愛、對自身職責使命和工作價值的清醒認識,他們把青春年華和全部精力都奉獻給了這里。他們甘于放棄大城市的優越條件奔赴西北大漠,不畏滿目黃沙,不計偏遠閉塞,耐住孤獨寂寞,艱苦創業、不懈奮斗,用他們的無私奉獻換來了敦煌石窟保護的嶄新局面和敦煌文化的賡續弘揚。在過去艱苦的歲月,能夠守在莫高窟,能夠在大漠深處堅持下來就已經難能可貴,但是他們卻從未停止前進的腳步,堅持“寓保護于研究之中”,在探尋文化遺產事業發展的道路上,孜孜不倦,殫精竭慮,甘愿犧牲一切,寧愿奉獻一生。

段文杰,被譽為“敦煌藝術導師”。1946年國立藝專畢業后,因為受到張大千臨摹壁畫的吸引來到莫高窟,原本計劃在敦煌畫一年就回去,但面對莫高窟這樣一座巨大的藝術寶庫,他決定把自己的后半生全部交給莫高窟。他潛心研究壁畫里獨特的構圖形式,研究不同時期壁畫所用的顏料、畫法,苦練線描、暈染和傳神技巧,拋棄了已經形成習慣的西方油畫技法,總結出了一套臨摹敦煌壁畫的畫法,并將這個畫法教授給史葦湘、李承仙、孫儒僩、歐陽琳、黃文馥、關又惠等年輕一代,而這些畫家們為了臨摹敦煌壁畫,也都甘愿放棄自己業已積累多年的繪畫技巧,放棄自己的藝術創作生涯,像工匠一樣守護和重現著敦煌壁畫的神韻與風采。從1946年開始,段文杰共臨摹各洞窟不同時期的壁畫340多幅,面積達140多平方米,創下了敦煌莫高窟個人臨摹史上第一。

樊錦詩,被譽為“敦煌的女兒”。1963年,樊錦詩自北京大學畢業后,從繁華的大城市到條件最艱苦的西北荒漠,同常書鴻、段文杰等老一輩莫高窟人工作和生活在一個院子里,住土屋、睡土炕、坐土凳、用土桌、點油燈、喝咸水,而這一來竟然就是一輩子。1968年,樊錦詩和丈夫彭金章的第一個孩子就在生著煤爐、布滿煙塵的簡陋病房里出生了,當時她身邊沒有一個親人,因為沒人帶孩子,每天上班只能把孩子用繩子拴在炕上獨自留在宿舍。樊錦詩曾回憶說:“下班回宿舍,遠遠聽見他哇哇哇哭,我就很放心,他肯定沒事兒,讓哭吧,要不哭我就提心吊膽?!?但是有一次樊錦詩從洞窟回來,發現孩子滾下了炕,差點就掉在燒紅的爐子旁邊,非常危險。幾個月后,實在無計可施的樊錦詩只得忍痛將孩子送到丈夫老家河北交給姐姐撫養。1973年,樊錦詩和彭金章的第二個孩子出生后不久,同樣是被送到了河北。直到1978年,樊錦詩去河北接老二的時候,第一眼竟然互相都沒有認出來。兩地分居的生活也變得越來越煎熬,那時候樊錦詩一直在爭取調到武漢大學工作,樊錦詩在她的自述中曾這樣說:“那段時間我比較迷茫和痛苦,感到自己一無所有,離開故鄉,舉目無親,就像一個漂泊無依的流浪者。在時代和命運的激流中,從繁華的都市流落到西北的荒漠。每到心情煩悶的時候,我就一個人向莫高窟九層樓的方向走去。在茫茫的戈壁上,在九層樓窟檐的鈴鐸聲中,遠望三危山,天地間好像就我一個人。在周圍沒別人的時候,我可以哭??捱^以后我釋懷了,我沒有什么可以被奪走了?!蹦嵌螘r間她反復追問自己,余下的人生究竟要用來做什么?留下,還是離開敦煌?但是在一個人最艱難的抉擇中,操縱著她的往往是隱秘的內在信念和力量。

1986年,甘肅省領導終于同意她調走的選擇,可樊錦詩卻猶豫了,對莫高窟的這份責任,這份情感讓她對敦煌割舍不斷,她離不開敦煌,敦煌也需要她。最終,是丈夫彭金章對她更為理解,主動放棄武漢大學歷史系副主任、考古教研室主任的職務,申請從武漢調到了敦煌研究院,從此才結束了她們一家四口長達19年的分居生活。樊錦詩常說:“如沒有丈夫的支持,我想我不會留在敦煌。這樣的丈夫是打著燈籠都很難找到的?!?/p>

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擴建為敦煌研究院,編制擴大、部門增加、人才匯聚、條件改善,敦煌事業迎來了發展的春天,從此邁入了國際合作、科學保護、成果競秀、弘揚傳播的嶄新階段。但老一輩莫高窟人刻苦嚴謹的研究風氣絲毫沒有丟棄,不管是煤油燈下埋首勤學,靠鏡面折射借光臨摹,踩“蜈蚣梯”考察洞窟;還是開展石窟數字化,分析壁畫病害機理,建設敦煌學信息資源庫,道路雖艱,但研究人員都樂此不疲,心血有成。

如今的敦煌研究院已從初創事業的十多名繪畫、藝術專業人員發展成為藝術、文史、理工、管理等多學科專家并存的研究局面,既各擅其美、并行不悖,又兼容并包、交融共進。在敦煌研究院幾代莫高窟人的不懈奮斗下,敦煌莫高窟才得以完好保存至今。1961年,莫高窟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也是國內唯一一個六項標準全部符合的世界文化遺產。

    欧美三级2017电影观看